【资讯】北京市人大代表王刚：青少年抑郁，家长病耻感比孩子更重 ...

在2024年北京市两会上，不少代表委员聚焦儿童青少年抑郁问题建言献策。

北京市人大代表、中国心理卫生协会理事长、北京安定医院院长王刚介绍，疫情过后，因情绪障碍前往医院就诊的孩子有所增加，学业压力、人际交往问题是孩子们最常主诉的压力来源，也是抑郁的诱发因素。

他认为，学校心理教师没有医学背景，无法做到抑郁症的早期筛查诊断，应当建立一套集预防、筛查、诊断、干预于一体的学校心理服务体系，将心理学与医学联动。

他还提到，由于家长的病耻感，孩子从出现症状到得到规范治疗往往有一到两年的延迟，给疾病预后造成不利影响。

新京报：今年上会，很多代表都在讨论儿童青少年抑郁增加的问题，作为抑郁症的医学专家，你对这个现象有什么感受？

王刚：疫情过后，不管是青少年还是成年人，各地精神专科医院都出现诊疗数增长。大家原本以为疫情过后压力减轻，心理问题就会缓解，实际上并不是这样。

新京报：临床接诊情况是怎样的？

王刚：儿科病房一床难求。我们老院区的儿科有50多张床位，要收七八十个孩子。最近我们迁移了儿科病房，将北锣鼓巷两个院子进行装修改造，将床位扩到八九十张，环境也比病房楼好，希望孩子在这里能有更好的居住体验。

新京报：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？

王刚：抑郁症的发病有内因和外因，内因是一个人的生物学基础，通俗一点说，有些人天生就比其他人更容易抑郁发病、或者更不容易发病；外因则与长期的应激性压力有关。门诊学龄孩子的自述，最多反映的是学习压力，其次是人际关系。

疫情后患儿增长的原因没有定论，我们猜测可能跟孩子们学习、社交环境发生变化有关。我们的住院患儿中，七成是情绪障碍，抑郁、焦虑、双相情感障碍，这是尤为值得关注的一点，因为有自伤自杀症状的孩子，超过七成是这些精神疾病所致，而绝大多数情绪障碍是可以治疗的。

新京报：怎么缓解这个问题？学校的心理服务体系能发挥作用吗？

王刚：学校配备了心理教师，建立了一套心理服务体系，但孩子这么多心理问题，疫情过后愈演愈烈，说明这套体系没有充分发挥作用。

这套体系的问题在于，心理教师只有心理学背景，没有医学背景，单纯的心理学不能及早识别和干预孩子的抑郁症。

很多人将心理学和精神医学混淆，实质上心理学不能对疾病进行诊断和干预，这是医学的范畴，抑郁症作为一种疾病，它的诊断和治疗要遵循医学原则，只有医生才能开具处方进行临床干预，心理教师是不可以的。

新京报：你觉得应该怎么做？

王刚：想迅速遏制发病率，及时发现和治疗抑郁症患儿，要让医学主导，心理学为辅；想长期提高学生的心理健康素质，要让心理学主导，医学为辅。

校园的心理干预，应当是心理学和医学联动的体系，这需要一个社会性的统筹机制。如果医院仅作为被动接受者，不能及早干预治疗，发病将得不到很好的遏制。

新京报：这套体系要怎么运行？

王刚：针对孩子的疾病，它应该是集预防、筛查、诊断、干预于一体的闭环体系，这套体系中，医疗是设计主导，明确筛查的标准、进行诊断和治疗，心理教师经过充分的培训，执行其中的一部分工作。

疫情期间，我们曾给一些高校心理教师进行了培训，其中包括理论课程，也包括来到医院门诊、病房见习，他们反映收获特别大。心理教师是接触孩子的第一道防线，只有让他们知道抑郁症是怎么一回事，他们遇到类似的孩子，才可以及时推荐到医疗机构明确诊断，帮助孩子消除病耻感。

新京报：你对家长有什么建议吗？

王刚：家长应增加对抑郁症的了解，消除病耻感非常重要。我们发现，孩子发病后能及时送到医院的，只有极少一部分非常开明的家长，大部分从发病到就诊之间有很大延迟，我见过拖得最久的有十几年。拖得越久，治疗难度就越大。

新京报：家长是不知道，还是不愿意接受？

王刚：不知道，也不愿意接受。家长弄不清楚抑郁情绪和抑郁症的区别，孩子有问题了，他们倾向于先送到社会上的心理咨询机构。让孩子走进“精神病医院”，是家长非常抵触的一件事。

一些家长有一种奇怪的心理，好像疾病不是发生的，而是由医生“发配”的，只要不看医生，就可以当作没有疾病。有的家长来找我并不是为了给孩子治病，而是希望我宣布孩子没病，他们就可以告诉孩子，专家都说你没病，你要好好学习，不要瞎想。

新京报：这就是你提到的病耻感，病耻感的本质是什么？

王刚：父母担心孩子确诊了精神疾病，就被扣上了一顶帽子。他们感受到社会对抑郁症的污名化，由此产生了羞耻感。

新京报：这种羞耻感是基于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偏见，还是基于父母自身的主观感受？譬如人会不会将自己的感受投射到外界，觉得外界与我们的观念一致，从而感到羞耻？

王刚：主客观因素都有，确实也跟家长对抑郁症的接受度有很大关系。我认为抑郁症近年来被广泛地讨论，社会对此的认知与接受度在提升，尤其基于我们的调研和出诊经验，病耻感的轻重与年龄也有关系。

新京报：年轻人更能接受？

王刚：是的，至少中学生、大学生对此比较接受。

门诊确诊抑郁后，很多孩子不觉得如何，父母表情很沉重；有时医生与孩子沟通，父母在场时孩子不愿意说，父母出去后就愿意说了，这说明孩子感到父母对病情非常忧心，或者父母并不接纳自己的疾病。

我有一个患者，确诊后担心女儿接受不了，我说你多想了，现在的孩子开明得很，没准儿还会劝你看病，果然她女儿觉得没啥，周末经常来医院陪妈妈。

我曾经做过一个两三千人的调研，在怀疑自己得了抑郁症的人群中，只有三成左右知道要去医院诊断，且越年轻越倾向于去医院，病耻感越小。这个年龄区别特别明显，40岁是一条分界线，25-30岁是最无所谓的。年轻人受教育程度更高，接受信息更多，思想更独立，对疾病的看法更客观。

新京报：父母的病耻感会影响孩子对疾病的感受吗？

王刚：肯定的。父母是孩子非常重要的心理支持系统，父母对疾病开明，孩子就越开明，不会感到特别大的压力，反之亦然。影响孩子抑郁症预后的因素中，父母对疾病的接受程度有很大影响，父母抵触这个病，孩子的治疗效果会受到很大影响。

新京报：在精神科医生眼里，父母最常见的养育误区是什么？

王刚：最常见的误区就是“望子成龙”，不接受孩子本身的天性和天赋，不接受孩子是普通人。有些父母反驳，我们从来不逼孩子一定要优秀，没错，大人嘴上不说，但态度说明一切。孩子考得好，家长神采飞扬，考得差，脸就拉下来了，孩子敏感得很，能不知道父母真正的想法吗？

新京报：在我们的传统观念下，让父母去接受子女不优秀这件事，似乎比较困难。

王刚：幸福有很多维度，不优秀就不幸福吗？如果父母自己是普通人，孩子为什么不可以？即便父母是成功人士，孩子又为什么不能是普通人？每个孩子天生就是不一样的。

新京报：很多家长会觉得，我逼孩子优秀，是担忧孩子没有更好的未来。

王刚：家长要有判断力。抑郁症是一种疾病，是孩子健康不得病重要，还是所谓优秀更重要。

新京报：学校教育的问题在哪里？

王刚：一直在提教改，但学校真的可以做到不“卷”吗？还有一些更具象的问题，比如运动，它对于情绪调节的贡献能到20%至30%，学校能否真的保证孩子到操场自由运动？只是一部分家长不接受孩子磕碰，是不是就要因噎废食？

新京报：近年来大家对心理学的兴趣越来越高，网上也出现了很多心理学自测量表，譬如16型人格测试、焦虑评估、抑郁测试等，你怎么看待这些测试？

王刚：普通人自己进行心理测量，容易出现一个误区，把筛查当作诊断、把严重程度的评估工具当作诊断。筛查、诊断、评估，这些是完全不一样的，是专业人士才能做的事情。

新京报：那大家能进行自测吗？

王刚：愿意测当然可以，但要知道自测的局限性，以及下一步该怎么做。自测量表不是诊断工具，不要因为一个量表“诊断”自己得了病。

量表也存在假阳性和假阴性。筛查只提供可能性，任何精神疾病的诊断，都不是光靠量表或者化验检查结果，这些是辅助诊断工具，最终要靠医生进行综合诊断。

何况很多量表，如果没有专业人士进行解释，普通人无法准确理解。比如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（MDD），正确的翻译是抑郁症，指的是完整发作的抑郁，经常被翻译成重度抑郁，普通人怎么知道？所以怀疑自己有情绪障碍方面的问题，不要依赖量表，一定要找医生进行诊断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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